生態項目，顧名思義就是以恢復生態、保護生物多樣性為目的的工程項目或綜合項目。其中包括國家級項目，如三北防護林工程、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、退牧還草工程、自然保護區工程等；國際援助項目，如聯合國環境開發署、計劃署在西南地區開展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等；民間項目，如阿拉善生態協會、一些大型企業資助的荒漠化防治工程等；非政府組織（NGO）項目，如全球環境基金、大自然協會支持的小額貸款或贈款項目等。生態項目中，以國家項目為主，其資金來源最多、持續時間最長、影響最廣。
巴音胡舒項目的最初資金來源于中央財政。自2000年開始，“中國科學院西部行動計劃”連續兩期資助、后由“中科院方向性項目”支持至今。這些費用主要用于科學家的研究活動，而涉及具體的工程如圍欄建設、打井架電、奶牛站建設、公路修建、移民搬遷等，則使用國家工程項目經費。這需要與地方政府密切配合，即科學家出思路，政府出資金，牧民實際參與。
政府項目與NGO項目的一個明顯區別是：政府項目決策多是自上而下，即國家通過專家論證啟動一些大型生態項目，將資金下撥到不同的實施單位（各級地方政府的主管部門），實行?？顚Ｓ?，資金監控審計嚴格，“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”；而NGO項目多是按照贈款人或項目負責人的意愿，直接與農牧民結合，資金使用靈活，但缺乏與政府的有效溝通。
幾十年來，在中國有不同主體實施的眾多生態項目，為什么有的產生了實際效益，能夠堅持下來，有些就不了了之了？現在，就以巴音胡舒生態項目為例，談談筆者的體會。
第一，要充分考慮到限制生態項目成敗的關鍵因素。一般進行生態項目時，資金是有保證的，但關鍵技術可能就存在問題。往往干什么的吆喝什么，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專家都會強調自己的技術，還有些領導喜歡引進洋技術，爭來爭去就會延誤實施生態項目的寶貴時間。巴音胡舒項目啟動時，一些牧民、司機和基層領導就告訴筆者“沙地恢復其實很容易，封起來就長草”，但到了關鍵場合他們就不說話了。他們礙著面子，總以為我們是中科院來的，可能技術上更具備優勢。其實，我們能夠掌握的也是一些常規技術。因為關鍵因素（牲畜限制春季返青）沒有找對，也走了一些彎路如造林失敗，打井舍飼僅發揮了一兩年的效益等。
第二，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，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。政府官員、企業家、科學家、農牧民，各自有各自的利益需求，做好生態項目必須要考慮這些客觀因素。一般地，政府官員多要政績；企業家要的是效益；科學家要的是科研成果；農牧民最現實，他們往往考慮的是眼前的經濟效益。這樣的話，做好生態項目的前提條件就要與上述不同的人群進行溝通。對農牧民來講，無論多好的生態項目必須以能提高他們的收入為前提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尤其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利益需求。
第三，充分尊重自然規律，該自然界做的事情人類最好不要干涉。許多人認為，對于生態項目，只要花錢沒有辦不了的事。其實不然，領導同志可能在具體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方面是外行，搞不好就會花錢辦不了事，還給自然界幫倒忙。上世紀80年代，就有人動員全國青年力量在大西北種植南方的樹木，顯然違背了自然規律，花了很多冤枉錢。即使現在的生態項目，依然用國外來的物種或者國內其他地方的物種，帶來生物入侵的問題。巴音胡舒之所以在短期內恢復成功，就是充分尊重生態規律，在前八九年，容易長草的地方先恢復了草；中間幾年則是大量灌木恢復；最近一兩年喬木物種明顯增加了。群落演替都是自然發生的，用的成本很低，但效果最佳。
第四，要尊重市場規律，不能搞形象工程。好的生態項目必須有好的經濟效益才能調動農牧民的積極性，這一點對項目實施者來講非常重要?？茖W家做學問是內行，但做市場就是外行。如果不懂市場規律，盲目上規模，讓上面看著高興，就只能造成虧損。巴音胡舒幾年前就有這樣的教訓，一下子上了五萬只規模的草原雞，但市場沒有開發好，從養殖、運輸、屠宰、冷藏、銷售都要自己搞，侵占了“市場鏈”其他人的利益，造成虧損。下一步我們擬引進有實力的企業，尤其有銷售能力的企業，發展草原有機食品，很快將走出困境。
第五，科學家要敢于講真話，不能人云亦云。生態項目是與大自然打交道，一些客觀規律人類還在認識之中，自然界出現的現象科學家必須認真對待。如草原上種的樹木死亡了，就可能是半干旱區的草原不適合造林；減少了牲畜破壞后，草自然生長出來，甚至比人類種植的草生長得還要好，就說明大自然的選擇比科學家更高明。當時，巴音胡舒自然恢復效果達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平，但同行的一些科學家就不愿承認現實，擔心有人會說“我們什么都沒有做就恢復好了”不好交差，還要堅持他們自己種植的喬木、灌木、草本植物或農作物。更有甚者，還有人認為我們堅持的自然力恢復是不科學的，后來美國《科學》雜志報道了巴音胡舒成功案例，才開始承認我們的成果。
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進行生態項目必須尊重自然規律，尊重市場規律；要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；一切從實際出發，以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恢復效果為最高目標；不能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。上述經驗對于NGO進行的生態項目或其他夭折的生態項目均有一定的借鑒意義。